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波希米亚的卡利什特,卒于维也纳。历史上卡利什特这一地区是犹太人居住相对集中的地方。1860年10月,奥匈帝国皇帝F.约瑟夫一世(1848~1916)为了缓和国内的民族矛盾颁布了给帝国境内的非德意志民族以较多自由的“十月文告”,意味着对居住在奥地利境内的犹太人敞开了走向德语发达地区的大门,随后马勒随父母搬到了摩拉维亚的伊格劳(今捷克伊赫瓦)。
生平马勒的双亲都是犹太人,父亲B.马勒是小贩,母亲玛丽是肥皂制造商的女儿。在“反犹太主义”的历史环境中,由于经常受到居住地区的德意志人、捷克人对他们的蔑视,生活和精神上始终处在不稳定的状态。延续下来的这种不稳定的生存方式,在马勒的幼年时代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并形成了其特有的“流浪宿命意识”。马勒一生饱尝了作为一个生活在欧洲的犹太人的酸甜苦辣,这在他的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马勒的童年是在极其不幸的环境中成长的,父母育有14个孩子,马勒排行第二,但只有6个孩子存活下来。由于相继经历了兄妹们的葬礼,使他过早地产生了对死亡的敏感或心理学家们所称的“强迫意识”。马勒早期的部分作品,如歌剧《恩斯特·冯·施瓦本公爵》、康塔塔《悲哀的歌》等,都是这一“强迫意识”下的产物。而父亲的粗暴无礼和母亲的善良宽厚,也使他倍感人间的冷酷和温情。与音乐史上其他作曲家相比,他的童年经历与其之后的创作有着独特的心理深层关系。马勒可称得上是另一个W.A.莫扎特,4岁开始学习钢琴,甚至在能弹出音阶之前就已开始尝试作曲。10岁时第一次以钢琴家的身份开独奏音乐会。
15岁时马勒被送到维也纳音乐学院跟J.爱泼斯坦学习钢琴,跟R.富克斯和F.克伦学习作曲。与他同在一个作曲班上学习并居住在一起的还有H.沃尔夫。在音乐学院学习期间,马勒曾以出色地演奏F.舒伯特的《A大调钢琴奏鸣曲》,赢得了音乐学院举办的钢琴比赛的第一名(1876),并以其创作的一首《钢琴五重奏》在作曲比赛中获奖(1876)。尽管如此,马勒和沃尔夫等并不满足学校机械、古板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音乐学院对马勒失去吸引力,更多的时间他着迷于F.尼采的哲学、W.R.瓦格纳的歌剧和A.布鲁克纳的交响曲,并深受他们的思想和创作的影响。1877年布鲁克纳的《第三交响曲》首演失败,马勒不仅安慰、鼓励布鲁克纳,并为其《第三交响曲》写了钢琴缩谱,这是马勒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作品。1878年马勒离开音乐学院,到维也纳大学听哲学、历史、油画史和音乐史等课程,并追随布鲁克纳。业余时间和其后的一段时间马勒在伊格劳、匈牙利、维也纳等地教授钢琴或补习文化课。1880年11月完成了早期的一部重要作品康塔塔《悲哀的歌》的创作,并于1881年用这部作品申请维也纳音乐学院为作曲所设置的“贝多芬奖学金”。然而由于评委E.汉斯立克和J.勃拉姆斯对标题性的创作方法和美学观的抵制,使得这部受到瓦格纳和布鲁克纳音乐影响的作品未能入选。马勒为生活所迫,开始了一生的指挥生涯。1880年他曾短暂地在上奥地利的哈尔担任过指挥。1881~1885年先后在莱依巴赫(今卢布尔雅那,1881)、奥尔米茨(今奥洛莫乌茨,1883)和卡塞尔(1883)等地的歌剧院担任指挥。在卡塞尔期间,马勒曾与女高音歌唱家J.里希特相爱,创作了两部重要的声乐套曲《流浪少年之歌》和《第一交响曲》。1885~1897年,马勒先后在布拉格(1885)、莱比锡(1886)、布达佩斯(1888)、汉堡(1891)等歌剧院任指挥或院长,此时的马勒在指挥事业上走向了成熟,以出色演绎莫扎特、瓦格纳的歌剧及L.van 贝多芬的交响乐作品等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在他的努力下,这些歌剧院的艺术水准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有的甚至达到了欧洲一流的演奏水平。但大量的指挥工作占去了马勒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只好在歌剧院的休息季——夏季寻找创作所需的宁静环境,悉心地进行写作,为此自称是一位“夏天作曲家”。马勒对大自然的感受,有着其特殊的美学上的含义,他既需要大自然带来的宁静去激发自己的各种奇想,同时也需要在这种特殊的气氛里去探索自然中蕴含着的更为深层的“另一个世界”和整个宇宙的秘密。马勒认为仅欣赏到自然表面的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大自然的热爱者,一个真正生活于大自然的人不应该是只爱大自然的美丽表面和田园风味,而应该是被大自然充实起来并与它混为一体,而只有在这种状态中自然才会向他揭开更为神秘的和美好的一面。马勒的《第三交响曲》就是这种精神体验下的产物。这一时期完成的主要作品还包括《第二交响曲》、歌曲集中的第二和第三集等。
1897年马勒出任维也纳皇家歌剧院的指挥和院长,此后的10年,为使歌剧院摆脱财政上的危机和达到最为理想的演出标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追求歌剧演出的整体与戏剧的统一和歌剧演出中强烈的戏剧性表现,对欣赏者和演员同样制定出应当遵守的规则制度,从而迎来了“维也纳金秋”时代。1898年继指挥家H.里希特之后,马勒兼任维也纳交响乐团的指挥,同样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马勒对包括莫扎特、贝多芬、R.舒曼、布鲁克纳等作曲家的作品在配器上进行了润色,其中尤以对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改动最大。
1900年后,除完成例行的演出外,马勒将精力更多地集中在创作上,到1906年为止,完成了其创作总量的近一半作品。此期间,马勒与美术界反对墨守成规与唯美主义画风的维也纳脱离派的人物来往密切,在思想上深受他们的影响,并在这些美学观点指导下成功上演了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和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莫扎特的《唐乔瓦尼》、贝多芬的《菲岱里奥》等作品。这些带有他们新的艺术观点的歌剧的上演,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了极高的评价。
1907年是马勒生活中最为暗淡的一年,先是他的大女儿玛丽亚因病去世,紧接着他被医生诊断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在“反犹太主义”等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马勒被迫辞去维也纳歌剧院的指挥和院长之职。同年12月乘船去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和纽约交响乐团任指挥。在美国期间,除例行的歌剧演出外,马勒还指挥了两届音乐节(1909、1910)上的近百场音乐会,演出的曲目中还包括同时代欧洲及美国作曲家如C.德彪西、S.V.赫玛尼诺夫、C.E.艾夫斯、F.布索尼等的许多新作。1908年后马勒虽主要受雇于大都会歌剧院,但每年的休息季仍回欧洲度假、指挥和创作。1910年在德国的慕尼黑他亲自指挥了《第八交响曲》的首场演出,这是一次马勒音乐的盛大节日,全欧洲的许多知名人士都观看、聆听了这次令人难忘的演出。
马勒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是非常坎坷的,特别是晚年在经历了爱女的不幸去世、心脏病对精神的痛苦折磨和面对日益临近的死亡,使得他始终处于一种恐惧、悲凉、郁闷的精神状态中,而他爱妻的外遇,又加深了他的这种精神危机。这些精神和心里活动在他晚期的音乐作品《大地之歌》《第九交响曲》和未完成的《第十交响曲》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1911年5月18日马勒因链球菌感染引起的并发症逝世于维也纳。
创作马勒的音乐创作一般可分为三个时期:1880~1900年的早期,1901~1906年的中期,1907~1911年的晚期。
1880~1900年的早期早期作品主要有康塔塔《悲哀的歌》、声乐套曲《流浪少年之歌》《第一交响曲》(又称《提坦》)、《第二交响曲》(又称《复活》)、《第三交响曲》《第四交响曲》,以及为德意志民间诗歌集《儿童的奇异号角》谱写的部分艺术歌曲。马勒曾讲他的生活与创作是紧密相关的,这些作品一方面渗透着作者早期的不幸家庭生活、人生经历和爱情体验,同时也反映出作者对人生问题的哲理性思考和追求,对不朽、永恒事物的赞美。《悲哀的歌》(1880)是一部为合唱、独唱和管弦乐队而作的交响康塔塔,歌词是作者本人根据德国文学家L.贝希施泰因所编诗集中的一个中世纪的神话故事《悲哀的歌》和格林兄弟的文学作品《会唱歌的骨头》改编而成。整部作品由三部分构成:①《森林的传说》;②《游吟诗人》;③《婚礼》。作品叙述了两兄弟中的弟弟在森林中找到了象征爱情的花朵,但凶残的哥哥为了与其争抢爱情之花并得到王位,趁弟弟熟睡时将其杀害。一位游吟诗人用被害弟弟的一块白骨制作成了一支笛子,并找到了正在与公主成亲的哥哥。全曲最终结束在公主听到真情后的气绝、恭贺的人群四处逃散、城堡塌陷的恐怖气氛中。《悲哀的歌》是一部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和心理紧张度的作品,与作者少年时期的苦难经历,特别是他所钟爱的兄弟姊妹们的死亡密切相关。马勒是想通过这一“苦难的花朵”的作品寻找心灵的安慰。《悲哀的歌》的音乐是根据情节的发展来结构的,马勒主要是通过“拱形结构”及调性的象征获得了作品的对立统一。作品中的一些表现手段,如特殊的节奏、主题的衍生贯穿、声乐表现的特质等,在其以后的创作中获得了更为精湛的运用。1883年创作的声乐套曲《流浪少年之歌》,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色彩的作品,它与马勒在卡塞尔期间的一段不幸的爱情经历密切相关。作品表现了一个被命运捉弄的流浪汉,在冷酷的人世间被爱人所遗弃,走进使他倍感亲切的大自然,永无止境地漂泊,最终悲哀地躺在菩提树下忘却这个使他感到冷酷的世界。这是一部“交响化的声乐”套曲,马勒在不掩盖声乐表现力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管弦乐队表现力丰富的特点,使作品的内容和情感呈现出鲜明的艺术风格,仅从管弦乐队鲜明的对比中人们即可感知到不同心境和情感的转换和变化。这一作品具有开放、非再现的特点,马勒主要是依靠动机、特性音调的贯穿及引子与尾声的呼应来获得结构上的统一。完成于1888年的《第一交响曲》,最初是作为两个单元5个乐章的交响诗来构思的,以后作者又删去了其中的第二乐章,给第一乐章所表现的内容写了文字说明,增加了作品的标题“提坦”(古希腊神话中具有强大力量的巨神)及各乐章的标题:①无尽春日;②满帆前进;③猎者的葬礼进行曲;④从地狱到天堂。马勒在这部作品中表现的是一位精神上强有力的英雄人物,他的生活、磨难及在与命运的斗争中遭受的挫折和最终所取得的胜利。作品一方面蕴含了作者本人不幸的生活经历,同时也反映出对人生及精神世界的哲理思索。这些内容都被一系列富有象征意义的音乐主题或动机暗示出来。马勒交响曲中的一些表现技法,如展开性变奏、马勒式的主题拼贴、展开性调性和主题间的相互呼应等,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突出的运用。完成于1894年的《第二交响曲》及完成于1896年的《第三交响曲》是马勒早期创作的两部富有深刻哲理的交响曲作品。《第二交响曲》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创作过程,它起初也是作为一部交响诗来构思的。随着对表现内容的深入思考,马勒不仅扩大了内涵及乐队表现的规模,将声乐引入其中,并最终将这部作品扩展为5个乐章的交响曲。这5个乐章分别是:①奏鸣曲性质的葬礼进行曲;②三、五部结构的连德勒舞曲;③三部结构的诙谐曲;④三部结构的舒缓的慢板;⑤奏鸣曲性质的庄严、雄伟的终曲。马勒在这部作品中要回答长久以来使他深感困惑的人生的基本问题——生与死,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在这部作品中他要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勇士雅各布那样“在与上帝的搏斗中”去寻求对它的解释。《第二交响曲》在内涵的表现上明显经历了3个阶段的发展(如第一乐章为第一部分,第二、三、四乐章为第二部分,第五乐章为第三部分),而调性的布置也是c小调发展至经过调性到最终解决到bE大调的3个发展阶段。不同调性的安排及解决方式、主题的象征性使用(如第一乐章呈示部中的第74~96小节、第289~313小节),与作品内涵的标题性情节及其发展相一致。尽管在作品的第三、四乐章中,马勒使用了德意志民间诗歌集《儿童的奇异号角》中的《神光》和德国诗人F.G.克洛卜施托克的《复活》诗句,但明显地反映出马勒是想通过这些象征性的语言,如地狱、天堂、上帝等,去表达自己对人生追求的哲学信念。《第三交响曲》是马勒最富个性、内容最丰富的交响曲作品之一,是一部既受到A.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思想影响,又反对叔本华和尼采的人生观,深刻地体现马勒自己对天、地、人的浪漫主义哲学感悟和情感的交响曲作品,同时也深刻地反映出马勒对交响曲这一体裁所具有的美学意义的独特理解和认识。马勒在《第三交响曲》中建构的这个世界是个多层次、多等级的世界,它包括植物世界、动物世界、人类世界和爱的世界。而这个多层次世界的最高点是爱的世界。马勒这里所说的爱是超脱于所有上述有形世界的永恒之爱(这也是马勒所理解的上帝)。在《第三交响曲》中,他试图通过对与宇宙万物(马勒将其归结为植物——动物——人类——天使——上帝5个阶段)的对话,体观对人生意义的上下求索,达到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认识。马勒在这里要“反映整个世界……而作者只不过是一件乐器,整个宇宙都在它身上弹奏。”这种观点深深地影响了《第三交响曲》中音乐语言的使用和形式结构的安排。这部交响曲最初是作为7个乐章来构思的,标题是“《快乐的科学》——一个夏天早上的梦”,各乐章的标题分别是:①夏天进行曲;②草地上的鲜花告诉我什么;③森林里的动物告诉我什么;④黑夜告诉我什么;⑤早晨的钟声告诉我什么;⑥爱告诉我什么;⑦天堂里的生活。这时“黑夜”指的是“人类”,“早晨”指的是“天使”。在进一步的创作中,马勒感到第七乐章与第六乐章在情节和气氛上很类似,就去掉了第七乐章,将它作为《第四交响曲》的基础,又将整部作品划分为两大部分。而当1897年出版时,马勒又去掉了作品中的所有的标题,只清楚地将其保留为两大部分。完成于1900年的《第四交响曲》,在内容上是《第三交响曲》第六乐章的进一步发展,马勒调动表现上的许多手段,极力描绘了他心目中的一个充满仁爱、美好的理想王国。这一时期创作的艺术歌曲,主要是取材于德意志民间诗歌集《儿童的奇异号角》,马勒在这部诗歌集里找到了震撼他精神世界的一切:自然、虔诚、乡思、爱情、离别、死亡、幽灵、幽默……并将这其中的许多主题在交响曲中进一步展开。
1901~1906年的中期在这几年之内,马勒完成了相当数量的音乐作品,其中重要的有《第五交响曲》《第六交响曲》《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声乐套曲《亡儿之歌》及为德国诗人F.吕克特的诗谱写的艺术歌曲等。马勒早期的创作,声乐和器乐是密切相关的,交响曲中的许多主题、音乐段落甚至乐章,是直接从那一时期创作的歌曲中移植过来,以求在情节、内容上的进一步发展。但这一时期的音乐在风格上发生了许多变化。尽管马勒也创作了声乐作品,这些作品也与这一时期的交响曲创作有着密切的关系,但除《第四交响曲》与《第八交响曲》外,其他三部交响曲都以纯音乐的形式出现。马勒不仅去掉了交响曲及乐章中的标题,同时在音乐形态的写作上,以大量的新的线型的复调织体,代替早期音乐中那种宏大、温暖、明亮,用来减轻心灵痛苦的和声织体。同一时间段呈现出的多重复调风格以及更为自由的大、小调的交替运用,在此时期获得了较为全面的发展。
第5~8交响曲,是马勒交响曲中“生与死”这一哲理内涵的进一步展开,同时它又折射出作曲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完成于1902年的《第五交响曲》,尽管以纯音乐的形式出现,但其自身又存在着“内在的标题”。从总的方面看,作品主要表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力量:一方面是凶残的死亡,它每时每刻都在对人类进行着威胁;另一方面是赞美生命的狄俄尼索斯的力量——走向胜利的凯歌。然而从其表现的情绪和内容上看,又明显地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由葬礼进行曲的第一乐章和情感急剧波动的第二乐章构成:第二部分由活泼、欢快的诙谐曲构成;第三部分由充满诗意爱情的第四乐章和走向胜利巅峰的第五乐章构成。结构上的这种安排,也与第一和第二乐章、第四和第五乐章主题间的密切关系以及起着音乐戏剧从黑暗到光明进行转化中轴作用的第三乐章密切相关。作品中5个乐章的调性布局,同样反映出强烈的戏剧性和标题性,它开始于#c小调,随后经过了a小调、D大调、F大调,最终以象征胜利的D大调结束。调性上的这种安排和展开,与作品中表现的基本主题——通过对人生的悲剧和死亡的苦难经历,最终走向对不朽的生命力或人生的积极肯定和赞美密切相关。《第五交响曲》中许多主题的使用及其使用的方式,如第五乐章插部中的赋格主题,也非常明显地暗示了作品基本情节的发展过程。1904年完成的《第六交响曲》,是马勒的一部集中表现死亡的四乐章结构的悲剧交响曲。在这部作品中,马勒没有运用以往交响曲中展开性调性的表现手法,而是以象征着死亡的a小调作为整部作品的中心调。它包括:a小调奏鸣曲快板;E大调慢板;a小调诙谐曲;a小调回旋性质的结束乐章。作品集中表现了马勒心目中的“英雄”,实际是作者本人在人生的道路上所经受的3次不幸的打击:痛苦的生活经历,女儿的死,最终他自己也被残酷的命运之神夺去了生命。这些戏剧性的发展情节及乐章中的悲剧性气氛,是靠乐章中和乐章之间表情因素的反复出现(如昏暗的进行曲、起伏跌宕的音乐主题)、独特的节奏及独特和声设计表现出来的。如第一乐章开始时著名的大三和弦逐渐减弱到小三和弦的进行,马勒以此来象征着不可改变的客观悲剧命运;第四乐章中特制的打击乐大锤的三次落下,象征着主人翁所遭受的三次打击;以象征着死亡的节奏对爱情主题的吞灭,来象征死亡对生命的战胜。完成于1905的《第七交响曲》,是一首两部暴风雨交响曲(指第六和第八)之间的“夜晚的歌”,在这部以5个乐章组成的交响曲里,以往交响曲中那种不可调和的生死抗衡、激烈的冲突和对比、浓重的音响,被梦幻般的情调、温柔的情感、所有乐器的歌唱、透明的织体等夜曲化的室内乐风格所取代。马勒在这里编织着自己理想中的美好王国和爱情世界:“我仅仅生活在自己的天堂里,生活在我的爱情和歌声中。”然而在这种心灵的抚慰之下,音乐中同时渗透出内在的紧张性。《第六交响曲》中第一乐章的副部主题(阿尔玛主题),此时以更为痛苦的特征出现。四度叠置的和声进行,在第一乐章中具有特殊的表现意义,而整部作品中不同部位的和声紧张性,只有在《大地之歌》《第九交响曲》中表现精神极度痛苦的部分里才能见到。完成于1907年的《第八交响曲》,是作者称为献给德意志民族的一部“弥撒”。这是一部“歌唱的交响曲”。由于它需要950人构成的3个合唱队(其中包括一个童声合唱队)、110人的交响乐队及8位独唱演员这样一个庞大的演出阵容,因此被称之为“千人交响曲”。作品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使用的歌词是9世纪R.毛鲁斯的一首赞美诗《降临吧!造物主的圣灵》,赞美诗中的7段词分别象征着精神、智慧、知识、辩解、力量、洞见和对上帝的战栗;第二部分使用的J.W.von歌德的诗剧《浮士德》的最后场景——浮士德灵魂的升天和最终得救。马勒需要借助基督教一些轮廓鲜明的图景和想象表达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求和拯救人类的思想。他根据《第八交响曲》的表现需要,对原诗中的词句进行了必要的筛选。作品的两部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第一部分中心表现呼唤上帝的降临来拯救“骨架虚弱”“灵魂苍白”的世人;第二部分是对这一呼唤的回应和实现——通过浮士德的灵魂得救,象征着整个人类的得救。与第一部分较为单一的音乐风格相比,第二部分的音乐更加接近音乐戏剧的领域,这是由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戏剧因素所决定。它由一个慢板乐章、一首诙谐曲和一首终曲组成。音乐风格的相异性最终在戏剧情节的表现上获得了统一。此外,主导动机作为统一作品的风格手段,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作为统一第二部分的最主要的主导动机,就是第一部分中的“造物主的启蒙主题”,它最终在第二部分发展成“圣母玛丽亚的主题”。这一主题动机在全曲中的展开与发展,蕴含着浮士德的灵魂得救只能来自圣母玛丽亚的永恒之爱的哲理思想。
1907~1911年的晚期最后的几年里,马勒创作了较为重要的作品《大地之歌》《第九交响曲》和未完成的《第十交响曲》。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从《第七交响曲》中发展出来的室内性交响风格,获得了更大规模的表现。具体表现为:更加注重线条的声部进行、透明的音乐织体及各类不同乐器的表现性能和它们各自丰富的音色变化。
《大地之歌》和《第九交响曲》是马勒一生中最为暗淡的时期创作的,由于心爱女儿的病故及自己被诊断为犯有严重的心脏病,此时他被一种强烈得不得不说再见的情感所占有。这两部作品是马勒对人生和所热爱的大地孤独、痛苦和悲哀的依恋,是他向人世的诀别之歌。完成于1908年的《大地之歌》,是一部根据德国诗人H.贝特格所译的中国唐诗《中国之笛》中的7首诗创作的交响曲。马勒根据作品表现的需要,将这7首诗词中的最后两首合并为一首,同时又增加了自己所写的一些诗句,最后形成的各乐章的标题是:①愁世的饮酒歌;②秋寂;③青春;④美人;⑤春日醉酒人;⑥送别。马勒在《大地之歌》中集中表现了他的悲哀和恐惧,这一主题在第一乐章和第六乐章中得到了深刻的揭示。具体表现为:人们只能面对着美丽的大自然、人生和人的生命的有限性这一悲剧性的残酷现实借酒消愁,在对往事既感甜美又感痛苦的思恋中不得不向他所热爱的尘世上的一切做痛苦的告别;作曲家的伤感、对往事的依恋、对人生的狂放态度及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在中间几个乐章中得到了生动的表现。6个乐章的词虽选自中国唐代不同诗人的诗作,但马勒将它们富有逻辑地紧密连接在一起。应该指出的是,马勒选用中国的唐诗进行创作,与其在思想上受到哲学家尼采的影响密切相关。这部作品具有艺术歌曲和奏鸣交响套曲的双重特点。第二、第三、第四乐章中的表现的规模,抒情性的声乐演唱及声乐化的写作手法,第二、第五乐章展现出的诗节结构,反映出作品的艺术歌曲性质;而第一、第二乐章较大的、超出于艺术歌曲的表现规模,连接、展开、复杂的乐器过渡段及其器乐化的音乐语言,如持续的变奏、相对独立的旋律对位写作、非完整性的再现等,使得这部作品更多呈现出交响曲的艺术特点。马勒在这部作品中平行使用了交响乐创作中的3种表现手法,它们是复调透明的织体,主调和声(更多是线条和声),结构-色彩的配器。结构-色彩的特殊方法在《大地之歌》的创作中获得了突出的运用。然而用这种方法取得的特殊管弦乐效果,目的不是为了仅仅追求色彩的表现,它们对马勒来说意味着深深的痛苦。《第九交响曲》(完成于1910年),是马勒悲剧意识的进一步深化,或者说在《大地之歌》中所表现的与所热爱的世界和人生的惜别之情,在《第九交响曲》中得到了更加集中的表现。《大地之歌》第六乐章的标题“送别”,可以说是起了《第九交响曲》的标题作用。马勒悲剧意识的深化,从4个乐章的调性布局上也反映出;D、C、a、bD,这种结束调性比开始调性低半音的表现极度痛苦的艺术手法,是马勒直接从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第三幕里象征着无尽的悲哀和凄凉的表现方式中借鉴来的。作品的第一乐章突出地表现了死亡降临前的痛苦感受以及与死亡的无力搏斗;第二、第三乐章虽然是用舞曲体裁写成的,但这已是失去生活意义、剥去生活光泽的冷冰冰的连德勒舞曲,充满了辛酸、痛苦和对死的恐惧;强烈的惜别之情再一次突出地表现在第四乐章中,圣诗般的音乐主题吐露出马勒对生活、生命的爱。乐章最后以“逐渐消失”的方式,将马勒与永恒融化为一体。与以往创作的交响曲相比,这部作品呈现出许多新的表现因素,马勒首先以慢板乐章代替快板的第一乐章。按照马勒慢板具有较高表现意义的理论,两个慢板乐章(第一、第四)成为交响乐的主要乐章。其次,强调各乐章的独特位置,而整部交响曲的统一,主要是靠乐章之间建立起来的气氛实现的。再次,碎散化的主题和主题群,取代了以往气息宽广的长线条旋律。1910年5月,马勒开始创作他的《第十交响曲》,不幸的是第二年的5月他就离开了人世,留下了5个乐章的大部分方案。1924年E.克雷内克、F.沙尔克、A.V.策姆林斯基对第一、第三乐章进行编辑,并在沙尔克的指挥下举行了首演。1960年在英国音乐学家D.库克的倡导下,H.戈尔德施密特对上述版本进行了演出。库克根据自己长时间对马勒的研究最终续写完了《第十交响曲》,并于1964年举行了首演。
影响和主要作品马勒是德奥浪漫主义音乐文化的最后一位代表。在其全部创作中,回响着整整一个时代行将结束的主题:对大自然强烈而神秘的热爱和感受;对一个充满人类博爱世界的向往;对人生、上帝和宇宙的一种哲学式的主观感悟和寻觅;对人类命运的无限担忧,以及对死亡的哲学思考。这些都在他那充满浪漫主义激情,动人、暴风雨般的,有时甚至是更为夸张的音乐语言中得到真诚的表现。浪漫主义的综合艺术观在他的创作中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他的交响曲不仅可以和歌曲结合,也具有康塔塔和室内乐等体裁的艺术特点。综合艺术观还体现在他的交响曲的音乐语言和技术手段的使用上:由维也纳古典乐派延续下来的较为单一的音乐语言,在马勒手中不仅可以和流传歌调、怪诞的讽刺、粗野的军队行进音乐、教堂音乐、民间音乐综合在一起,而且交响曲创作中使用的3种主要方法——主调、复调、色彩性的表现手段,也同时综合在他的交响曲的创作中。“交响曲就像个世界,它应该无所不包”,正是马勒对交响曲本质的浪漫主义理解。
马勒的音乐创作又直接预示着未来音乐的发展,或者就像奥地利音乐社会学家K.布劳考普夫所说的他是一个“未来的同时代人”。他的交响曲中所表现出的已初露端倪的新世纪的特征:对人类理想的幻灭,对社会和死亡的深刻恐惧,对命运的不安预感及对人类前途的忧患,就像种子一样播撒在他以后作曲家的音乐创作中。马勒的音乐不仅直接影响了以A.勋伯格、A.贝尔格、A.F.W.von 韦伯恩为首的表现主义音乐,也深刻地影响了D.D.肖斯塔科维奇、B.布里顿、K.施托克豪森和P.布莱兹等20世纪作曲家们的音乐创作。
马勒的音乐作品,主要的有:
声乐作品《早期三首歌曲》,包括《在春天》《冬之舞》《绿野的五月之舞》(1880);《五首歌曲》,包括《春天的早晨》《回忆》《汉斯与格蕾特》《唐璜小夜曲》《唐璜的异想天开》。
歌曲集《第二集》,包括《要使坏孩子学好》《我遨游葱绿的森林》《去吧!去吧!》《惊人的想象力》(1888~1891);歌曲集《第三集》,包括《在斯特拉斯堡的城堡上》《夏天的交接》《离别的隔阂》《不能再相见》《自悟》(1888~1891)。
声乐套曲《流浪少年之歌》,包括《当我的宝贝儿举行婚礼时》《今晨我越过田野》《我深藏一把锋利的匕首》《我的宝贝那双蓝色的眼睛》(1883~1884)。
歌曲集《儿童的奇异号角》,包括《哨兵夜歌》《徒劳》《不幸时的慰藉》《谁作了此歌》《活在这世间》《圣安东尼对鱼的说教》《莱茵河的传说》《塔中监狱之歌》《美妙的号角响起的地方》《行家的称赞》《三位天使唱着甜美的歌》《神光》(1892~1896)。
声乐套曲《亡儿之歌》,包括《辉煌的太阳正在升起》《我什么都明白了》《你妈妈一进门时》《我常常以为孩子们只不过出去了一下》《在这暴风雨的天气》(1901~1904)。
《歌曲七首》,包括《雷维尔格》《少年鼓手》《莫在歌中看我》《我呼吸菩提树的芳香》《我在世界上不复存在》《午夜》《如若君恋美人》(1899~1901)。
康塔塔《悲哀的歌》(1878~1880)。
交响曲《第一交响曲》(提坦,1884~1888);《第二交响曲》(复活,1888~1894);《第三交响曲》(1895~1896);《第四交响曲》(1899~1900);《第五交响曲》(1901~1902);《第六交响曲》(1903~1904);《第七交响曲》(1904~1905);《第八交响曲》(1906~1907);《大地之歌》(1907~1909);《第九交响曲》(1909~1910);《第十交响曲》(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