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互相叠加。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中国经济形势的阶段性特征作出的重要判断。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总结中国改革发展成功实践,提出许多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丰富和发展了
2014年,新华社《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一文中谈到,只要自觉顺应国际国内经济大势,把握住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阶段的特征,紧紧抓住中国发展面临的新机遇,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及时采取有力战略举措,就一定能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在“三期”叠加的新时期,中国发展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很多新问题、新矛盾。主要是经济运行存在下行压力,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保障粮食安全难度加大,宏观债务水平持续上升,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生态环境恶化,食品药品质量堪忧,社会治安状况不佳等突出问题仍没有缓解等。
在清晰认识和深入分析“三期”叠加经济特征的基础上,2014年11月,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论述了什么是经济新常态、中国经济呈现新常态的主要表现、新常态给中国带来的新机遇和新矛盾、如何适应新常态等关键内容。
2014年11月,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三期”叠加是对中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发展阶段性特征准确而形象的描述,经济增速换挡期主要是针对经济发展的总量、数量而言,结构调整阵痛期主要是针对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而言,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则是针对宏观调控的方向、手段而言。
是指中国经济由原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阶段换挡到年均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时期。这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从国内情况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2013年经济总量达到56.88万亿元人民币。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经济总量巨大,而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和国内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趋紧,支撑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等生产要素结构发生变化,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面临一些生产要素供给约束。以劳动力要素为例,2012年中国首次出现劳动力数量和占比双降,人口老龄化趋势进一步加剧,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状况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支撑两位数高速增长的压力巨大。从国际经验来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各国经济增长速度都出现不同程度回落。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韩国先后经历了23年和36年的高速增长时期,GDP年均增速分别为9.7%和8.02%,其后经济增速约下降一半。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也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现象,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自然过程。中国经济增速呈现的逐级放缓态势,并未对就业等带来太大的冲击,经济结构反而出现了积极变化,说明“换挡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面对经济增长速度换挡,必须深入研究和自觉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在经济增速换挡中把握好调整的合理区间,在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上寻求突破,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是指结构的调整刻不容缓,不调整就不能实现进一步发展。经济结构调整的根本目的是以数量、速度换质量、效益,以短期阵痛换长远发展。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应对经济形势深刻变化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经济结构内涵丰富,包括产业结构的升级、区域结构的平衡、增长动力的转换、财富分配的调节、要素投入结构的调整、排放结构的优化等诸多方面。结构调整阵痛主要有三个方面:①多重结构调整的阵痛相互叠加。从产业结构看,过剩产业面临压缩,低端产业亟待升级;从区域结构看,区位条件差、发展潜力小的地区面临空心化和边缘化;从增长动力看,出口和投资相关行业面临优化和重组;从财富分配结构看,垄断行业、高收入阶层收入需要加大力度调节;从要素投入看,传统人口红利减弱,劳动者职业技能亟须加强;从排放结构看,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的“三高”行业和企业面临严厉管制,资源、能源供给模式面临根本性转型。②结构调整阵痛与过剩经济相互叠加。与以往在关键性行业领域推进增量调整不同,现阶段的结构调整是在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反危机措施加剧产能过剩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而且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增量调整空间不大,通过改革实现存量调整成为必然。改革即意味着破除原有发展方式赖以存在的制度安排和利益结构,必会经历“断腕”之痛。③结构调整阵痛与“
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和不利影响,中国政府采取了拉动内需和产业振兴等一揽子刺激政策,这些刺激政策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迅速企稳回升,也对世界经济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为中国经济稳健增长和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大规模刺激政策也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一是通胀压力增大,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的情况下宏观调控难度较大。二是产业结构逆动,第三产业比重不升反降,一些重化工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加剧,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增加。三是地方政府债务膨胀,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也容易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弱化刺激政策的实际效果。四是金融资本脱实向虚、企业债务偏高、地方融资平台等部分领域和环节潜在风险积聚等。高负债率、高杠杆率条件下的发展不仅意味着对未来的透支,而且会给经济可持续发展埋下风险隐患。从2011年第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速逐级回落,这可以理解为进入了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这也是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是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必然要求。在这一阶段,虽然刺激政策逐步退出,但政策的累积效应和溢出效应还在发挥作用,对经济结构继续产生深远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也出现新的变化,产能过剩现象较为严重,增速逐渐回落,经济转型升级压力激增,国际经济结构正经历深度调整,因此当期宏观政策的选择受到掣肘,调控余地大为缩小。面对这种情况,必须牢牢把握经济发展主动权,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妥善处理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推动经济实现更有效率、更有质量地发展。
要在充分认识“三期”叠加阶段经济特征的基础上,积极应对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①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不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有利于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切实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经济从高速增长回落到中高速增长区间,是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只是相对于以往高增长的适度降低,但仍大大高于发达经济体和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并且是结构更加优化、合理的经济增长,是更加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增长。
②推动产业结构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变。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2013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达到46%,但与发达国家服务业占比一般达70%以上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大力发展服务业有利于实现充分就业目标,有利于丰富生活性产品供给、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有利于改善民生、实现以人为本的增长。
③实现发展理念从片面追求GDP向以人为本和保护环境转变。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节能减排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深入推进
④不断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破解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简政放权,激发市场主体投资创业的积极性;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增强微观主体活力,鼓励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服务业和高技术领域;扩大资本市场对内对外开放。坚持创新取向的改革。深化教育改革,加速人力资本积累;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构建公开透明的国家科研资源管理和项目评价机制;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坚持可持续发展取向的改革。加快建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建立科学的节能减排指标体系、考核体系和监测体系;发展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积极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耕还牧等生态工程。坚持普惠取向的改革。调整形成合理有序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统筹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在全面分析中国经济“三期叠加”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各方因素,习近平同志提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一重要论断,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长期趋势的科学分析,对于新时期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