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西班牙萨拉戈萨，卒于法国波尔多。约1760年随父母搬到萨拉戈沙，这是一个民风强悍、富有斗争传统的城市。这里的风土人情、民间习俗给戈雅以极大的影响，形成了他坚强不屈的气质。早年入J.卢桑-马丁内斯的画室学画。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宗教裁判所追捕他，于是他到了马德里。1770年去意大利。次年在意大利参加帕尔玛艺术学院的竞赛，并获二等奖。1771年，戈雅重归祖国，在故乡的教堂画壁画。1775年重返马德里，真正开始他的创作生涯。他一生的创作可分为3个阶段：



在马德里，戈雅受宫廷画家F.巴尤的推荐进入宫廷，为皇家圣巴尔夫拉织造厂设计壁毯草图。他设计的木版画稿大约有40多幅，按创作年代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画稿气氛轻松，色调明快，多描绘节日与游乐的场面；后期大约从18世纪80年代末起，他的壁毯画稿开始涉及一些社会问题，逐渐由轻松转向严肃的思考。进入18世纪90年代，戈雅受法国1789年大革命的启发，对西班牙腐朽制度表示愤怒与不满，加之接受启蒙主义学说的影响，逐渐由不满转向呐喊。他画的《疯人院》(1794)，反映了苦闷和不安的心情。他还创作了一系列富有时代激情的肖像画，以及颇有传奇色彩的《着衣的玛哈》与《裸体的玛哈》等。这些作品表现了人物的性格，具有一种理想和时代的色彩。1800年他为皇族画《查理四世一家》，以直率的笔触表现了画中主人公的昏庸和虚伪。


戈雅向黑暗社会冲击的第一部作品是铜版组画《加普里乔斯》，组画原名叫《共同的语言》，后改的名称有荒诞不经的含义。组画于1803年完成。它涉及的题材很广，反映了西班牙社会的真实面貌。在这套组画里，可以看到统治阶级和教会的专横、人民的屈辱，同时也痛斥了社会上的一些恶俗与病态。画面上还配有辛辣、尖锐的题词，具有强烈的鼓动性。组画没有明确的顺序，画面多以黑夜为背景，以此隐喻当时的大黑暗时代。尽管戈雅在创作上采取了隐喻的手法，但是仍没有瞒过宗教裁判所的眼睛，他们觉察到了这部作品的政治气息。为了逃避宗教裁判所的追查，戈雅只好把这套组画当礼物呈献给国王夫妇，才使作品得以保存下来。画家也免受追查。《加普里乔斯》是戈雅在西班牙黑暗夜空下的呐喊，这声音震撼着他自己，也震撼着当时的人民。



《疯人院》

《着衣的玛哈》

1808年，拿破仑军队入侵，西班牙上层屈辱投降，人民则四起抵抗。在人民起义的年代里，戈雅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作画再也用不着隐喻了。他以极大的热情讴歌战斗中的人民。他的《1808年5月2日的起义》《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普拉罗博物馆藏）是不朽的名作，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人民斗争与流血的场面。为了创作这两幅作品，戈雅在战争期间留在马德里，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画下了这些情景。

这一时期，戈雅还完成了他的第二部大型铜版组画《战争的灾难》。这套组画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作于1808～1813年，第二部分作于1814～1820年。第一部分完全采用公开的表现形式，而第二部分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迫使他又不得已再次运用隐喻的方式表现。这套组画共计82幅，以反对拿破仑入侵和斐迪南七世复辟为背景，描绘了人民的奋起与反抗，揭露了贵族投降派的卑劣行为。

《1808年5月2日的起义》

《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

1814年以后，是戈雅创作生涯的最后阶段。这一时期正处在西班牙斐迪南七世复辟的年代。1820～1823年，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使人民重新陷入苦难之中。当时，戈雅的心情极坏。1819年搬到马德里郊外，他在郊外的房子被人们称为“聋子之家”。已经70多岁的戈雅尽管苦闷与寂寞，但仍然没有放下手里的画笔，在这期间他创作的不少作品寄托了对未来的希望。戈雅不是悲观主义者，像他的作品《巨人》一样，等待黎明的到来。这个时期，他还画过寓意深刻的水墨画《来自黑暗中的光明》。第二次革命失败后，戈雅最终离开西班牙宫廷，出走法国。后期的主要作品有“聋子之家”壁画(1820～1822)15幅、《磨刀匠》(1820)、《抱水罐的姑娘》(约1810～1820)以及一系列朋友的肖像画和铜版组画《迪斯巴拉提斯》(1819～1823)、《塔罗马克依亚》(1815)、素描组画《囚犯们》(约1814)等。


戈雅是继D.委拉斯开兹之后，把西班牙美术再一次推向高峰的画家。他的艺术对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艺术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受他影响的画家有E.德拉克洛瓦、J.-F.米勒、G.库尔贝、É.马奈、K.珂勒惠支等。


《抱水罐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