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予倩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在戏曲、电影、舞蹈、音乐诸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

欧阳予倩生于湖南浏阳的一个书香官宦家庭，卒于北京。祖父曾在广西任官，是晚清的一位学者。这使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古典文学教育和维新派思潮的影响。1904年去日本东京考入成城中学。1906年回乡和刘韵秋结婚。不久，再次东渡日本，入明治大学商科，后考入早稻田大学文科。由于他自幼酷爱家乡地方戏曲和京戏，留日期间在与新文化接触中，更看到了戏剧艺术唤起民众的巨大作用，于1907年参加了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春柳社，并在话剧《黑奴吁天录》中扮演一个角色，从此开始了他的戏剧活动。1911年回国后，与春柳旧友陆镜若等组织新剧同志会，在上海、江苏一带演出倾向革命的新剧。1913年赴长沙以文社名义演出，遭到查封，回到上海后又与陆镜若组织了职业化的春柳剧场，演出曾大受欢迎。“文明戏”衰落以后，欧阳予倩因有京剧青衣功底，成为京剧职业演员，在京剧的导演、编剧方面也有成绩，曾编写《鸳鸯剑》《宝蟾送酒》《黛玉焚稿》等“红楼戏”。1918年，应爱国人士张謇之请，赴江苏南通筹组“伶工学社”和建立更俗剧场，开始用新的方法教育、培养戏曲人才。更俗剧场建成后，一时南北名角云集，梅兰芳、余叔岩、程砚秋等都曾来献艺。他与诸友广泛交流经验，表演艺术日臻完美，享有“南欧北梅”之誉。

1922年，欧阳予倩在上海参加戏剧协社，写了独幕话剧《泼妇》《回家以后》。之后，还参加了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活动，曾创作京剧形式的“新歌剧”《潘金莲》，并自演潘金莲。1929年2月，应广东省政府之邀赴广州创办广东戏剧研究所，下设戏剧学校和音乐学校，并出版大型刊物《戏剧》，为广东话剧运动的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办学期间，还写有话剧《屏风后》《车夫之家》《买卖》《小英姑娘》《国粹》等，并导演演出了几十个剧目。1930年为纪念六二三沙基惨案，他执导的苏联剧作《怒吼吧，中国！》激起群众强烈的反帝情绪，引起国民党当局不满。研究所后被迫停办，他离穗返沪。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再次到广州，创作了话剧《同住的三家人》和《不要忘了》。同年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广州分盟。不久出国访问观摩，先后到过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并两次在苏联停留，参加了苏联第一届戏剧节。1933年回国后即参加了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后受到国民党当局通缉，避难到日本。

1934年秋欧阳予倩回到上海，开始电影创作活动。早在1926年，他就涉足电影界，曾为上海民新影片公司编写《玉洁冰清》《天涯歌女》等默片。《新桃花扇》是他创作的第一部有声影片。1935年又为明星公司编导了《清明时节》等作品。1937年转入联华影业公司，七七事变爆发时，终止了拍摄工作而全力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八一三之后，上海沦为孤岛，他和洪深、于伶等人主持了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他领导演出的《梁红玉》《渔夫恨》和《桃花扇》等京剧，受到观众的极大欢迎，但他本人却受到租界当局的威胁，被迫离开上海到香港。在港期间编写了鼓励抗敌的电影剧本《木兰从军》（由上海华成影片公司摄制）。1938年应邀赴桂林进行桂剧改革，排演的桂剧《梁红玉》引起轰动。同年返回香港，为旅港的中国旅行剧团导演了《流寇队长》《钦差大臣》等剧目。1939年秋再次到桂林，创办桂剧学校，整理了一大批传统剧目，并主持成立广西省立艺术馆。1944年2月，他和田汉、熊佛西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起举办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团结西南数省30多个进步演剧团体的近千名剧人，演出话剧、戏曲、木偶戏等60余出，时间达3个月，为宣传动员民众、检阅抗战戏剧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抗战胜利后，他重回上海，任新中国剧社编导。1947年率团到台湾演出《郑成功》《桃花扇》等话剧。二二八事件后离台回沪，在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任教。后赴香港，受聘永华影业公司任编导。

1949年3月，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文联常委会委员、中华全国戏曲改进委员会筹委会主任。1950年4月出任中央戏剧学院第一任院长，从此全力投入戏剧教育工作。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是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欧阳予倩一生编写过话剧20余部，创作、改编和修改过的戏曲剧本50余部。其剧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与时代脉搏相通的进步倾向。如1913年创作的《运动力》，嘲弄了辛亥革命后的“革命新贵”。五四时期及20世纪20年代的《泼妇》《潘金莲》《屏风后》等，都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主题，或揭露旧道德的伪善，或宣扬妇女解放和个性解放，艺术构思也是多姿多彩。《同住的三家人》《不要忘了》和京剧《渔夫恨》是30年代左联时期的代表作，大多反映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揭露反动统治的黑暗。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思想贯穿在他所有的创作中，如话剧《忠王李秀成》、桂剧《梁红玉》和《越打越肥》等讽刺小戏。他最成熟的话剧创作是1947年改编的《桃花扇》，这出戏已成为中国话剧的保留剧目之一。1959年发表的《黑奴恨》（根据《黑奴吁天录》重新改写），则是他晚年的主要作品。

改编的《桃花扇》演出剧照

《桃花扇》原为清代孔尚任编写的传奇剧本。1937年冬上海沦为“孤岛”后，欧阳予倩和他的剧团排练演出了京剧《桃花扇》的改编本，借古喻今，流露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后来，他又将此剧改成桂剧演出。话剧《桃花扇》是他在抗战胜利后重新改写的，剧本删去了抗战时期过分影射时局的部分，突出了正义与邪恶、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思想斗争，塑造了一位富有反抗性格，具有坚贞情操的风尘女子李香君的形象。1947年在他执导下由新中国剧社在台湾首演。1959年，他为中央实验话剧院再次导演《桃花扇》，以精湛娴熟的导演手法，和演员、舞台美术工作者共同创造了和谐统一完整的演出，体现了他将话剧和民族传统戏曲的精华融为一体的思想。此剧独特的艺术风格为话剧民族化的探索做出重大贡献。

欧阳予倩导演的话剧，都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导演的戏曲又吸收了话剧的某些长处，丰富了表现力。田汉曾称赞说“欧阳予倩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戏曲和现代话剧之间的一座典型的金桥”。他的导演风格细腻、严谨。在创作中重视改革，善于汲取古今中外一切艺术精华。他较早地介绍西方和苏联的各种导演流派及不同的艺术见解，并为创造中国民族的演剧艺术体系奋斗了一生。

欧阳予倩在指导《桃花扇》的排练

欧阳予倩早在1919年主办南通伶工学社时，就力主破除旧的科班制度，建立新的办学模式。他提出：学社是为社会致力之艺术团体，不是私家歌童养习所；学社是要造就改革戏剧的演员，不是科班；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唱堂会。学社开设了戏剧专业课、文化课、音乐舞蹈课，提倡白话文，鼓励学生阅读进步书刊。他讲授戏剧理论课，介绍外国戏剧家和作品，目的是为培养一批有新文化知识的戏剧人才。他在更俗剧场的建设方面，也和旧剧场的恶习作过不懈的斗争，而且改革、建立了新的舞台管理制度和良好的剧场秩序。10年后，他创办的广东戏剧研究所专门附设了戏剧学校、音乐学校。办学宗旨是“创造适时代为民众的戏剧”，以培养“学艺兼优，努力服务社会”的人才为目的，完全区别于旧科班单纯培养伶人的做法。学校向学生宣布的信条：①确认戏剧为正当而重要之事业；②认清目标，决定志向；③要做有思想、有学问的演员；④要注重学校的纪律；⑤台上台下两样生活，均宜分清。他废弃旧的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采用科学的方法教授学生，制定循序渐进的课程安排，除表演课外，还设有中外戏剧理论、戏剧史、思想史、文学史、艺术修养以及外语等。

欧阳予倩在讲课、排戏、编写学术著作的同时，注意总结艺术教育经验。提倡继承民族优良的戏剧传统，邀请戏曲、曲艺界著名演员来院授课，也聘请苏联的表演、导演、舞台美术专家来院讲学办班。提倡戏曲和话剧互相学习，融会贯通，努力追求在实践中提高演剧艺术水平，为此创建了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并兼任院长。晚年除主持学院工作外，还致力于整理毕生艺术经验，有《欧阳予倩选集》《自我演戏以来》《回忆春柳》《谈文明戏》《电影半路出家记》《一得余抄》《唐代舞蹈》等著作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