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甘地生于印度西海岸古吉拉特卡提阿瓦半岛波尔班达尔土邦的一个吠舍家庭。其父曾任土邦大臣。他是其父与第4任妻子普特利巴尔的小儿子。最初在波尔班达尔上小学，后转至卡提阿瓦的拉杰果德土邦，并在该地完成高中学业。自幼从虔诚信仰神灵的母亲身上习得道德、真理等美德。在传统的家庭氛围中长大，造就了他忠于父母、坚守职责、厌恶谎言的品性。13岁时，与同岁的卡斯特巴尔成婚。

　　1887年，甘地入巴夫纳加尔学院。1888年9月前往英国学习法律，立志成为一名律师。在英国停留3年，其间与神智学团体及伦敦素食协会成员广泛交往，结识了H.D.梭罗、L.托尔斯泰等作家，并阅读了E.阿诺德翻译的 《薄伽梵歌》及其撰写的《亚洲之光》，以及T.卡莱尔的《英雄和英雄崇拜》，理解了不同宗教的本质教义，并进行分析总结，形成自己的观点，认为不同信仰在本质上拥有共同的“人道主义”原则和精神。与此同时，开始信奉“禁欲和克己是宗教的最高形式”，使其道德和精神进一步升华。他研究世界宗教的基本态度是最大程度给予平等的尊重，因为他认为各种宗教拥有一致的内在精神，而外在差异并不重要。

　　1891年6月10日，甘地获律师从业资格，当月返回印度。最初在拉杰果德从业，后至孟买，期望在当地高等院校谋求更好的前程。他在内殿法学院获得正式律师资格。他目睹法院中充满腐败与阴谋后备感失望，于是返回家乡，从事起草请愿书和备忘录的工作。困境中应卡提阿瓦的一家穆斯林公司之邀，欣然前往南非从事法律咨询工作。

圣雄甘地纺纱

　　1893年3月，24岁的甘地启程前往南非。在这片英国人统治的异国土地上，看到了与印度和英国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他对当地印度裔苦力因国籍、种族和肤色而遭受侮辱的现象感到失望，他本人也品尝过同样的羞辱。他没有选择默默忍受而是奋起反击，希望被殖民者获得依法享有的社会地位。在纳塔尔当地的印度商团支持和帮助下，甘地于1894年5月创建了纳塔尔印度人大会，以使南非的印度人不分种姓、信仰团结起来。该组织具有双重使命：一方面为改善南非印度人的生活；另一方面为与殖民者抗争，以获得合法权益。

　　甘地由此步入公共领域，并在其中检验所有他习得并珍视的道德观念和原则。这成为他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其间形成了他的新哲学、一套社会政治伦理体系，培养并提高了领导才能。他为反抗社会歧视和不公发起坚持真理运动，从中获得的经验对后来指导印度独立运动中的政治斗争有重要意义。

　　近21年间，甘地致力于改善南非印度人的生活状况，但他并没有反抗英国殖民当局的统治，只是单纯地希望他们能够对人类最卑微的尊严报以尊重，并赋予当地印度人应有的权利。在他看来，这是一项不能放弃的人道主义事业。在长期与当权者不公行为的斗争中，他逐渐形成了一些特定的道德观念，如无畏、真理、 非暴力、和平抗议、博爱、服务于被剥夺和被践踏者、自立、公民不服从、与当局不合作、消极抵抗等。

　　尽管英国殖民当局通过在纳塔尔立法会制定各种法规，使南非的歧视行为进一步加剧，甘地却并未对英国统治者和人民抱有仇视情绪。1899年布尔战争和1906年祖鲁起义爆发时，他曾组织由印度人组成的志愿军救助在前线受伤的战士。

　　甘地于1914年7月决定返回印度。1915年1月9日他回到孟买，受到热烈欢迎。他在南非的事迹早已被主流报纸广泛宣传，返乡后自然被视为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和富有能力的组织者。

　　在加入国大党领导反帝斗争之前，甘地想了解印度当时的社会状况，并力图与各阶层人士建立联系。他对印度及印度人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各种问题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以克制、温和著称的G.K.郭克雷的介绍，他被郭克雷的自由主义思想深深吸引，并在此后将其视为自己在政治上的向导和导师。

印度新德里圣雄甘地陵

　　1920年，甘地确立了在国大党的领导地位，于是试图进行改革，使国大党成为团结富人与穷人，工业家与工人，印度教徒、穆斯林与基督教徒，学生与老师，高种姓者与贱民等各阶层人士在内的大型组织。此外，他为国大党设定的目标不再限于将印度从外国的政治掌控中解放出来，还要将印度人民和社会从古老迷信与落后思想中解放出来。因此，他试图将政治运动与社会文化运动结合起来，旨在将每一个印度人变为拥有自觉意识的社会人，即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

印度新德里圣雄甘地殉难地

　　在政治领域，甘地积极倡导针对不公的和平抗议和不合作运动，这在1918年的查姆帕兰运动和凯达的非暴力运动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他试图让自己熟悉广大民众面临的各种地方性问题，以确保后续政治活动中的群众基础。1919年发生的基拉法特运动和阿姆利则惨案再度引发了印度举国上下的反英活动。甘地在基拉法特运动中支持穆斯林，从而被穆斯林视为重要的代言人。上述问题在1920年国大党加尔各答特别会议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进步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计划被采纳。此外，国大党还呼吁抵制外国商品。这一决议使全印各阶层群情激昂，得到了强烈响应。数以千计的学生和教师离开学校进行罢课，许多律师放弃了他们的工作并开始为新运动的成功而努力。感受到群众对抵制活动和不合作运动的巨大热情后，英国殖民当局感到十分紧张，出台了一系列压制性措施及一项镇压政策。1922年2月的曹里曹拉事件中爆发了暴力冲突，致使数名警察丧生。这使甘地感到无比悲痛，他担心暴力行径进一步升级，于是提前中止了运动。1922年3月10日甘地被捕，以煽动罪被判入狱，刑期6年。但由于健康状况的持续恶化等原因，当局于1924年2月将他释放。

　　英国殖民当局为改善自身财政状况，向印度人民征收名目繁多的税，这也成为国大党的诸多斗争议题之一。在各种税负之中，食盐税最令人愤慨。甘地决定自1930年3月12日开始从萨巴马蒂静修院出发，向385千米外的丹迪海滩进军，抗议英国殖民政府的食盐专卖法。他捧起一小块天然海盐，印度社会各阶层人士纷纷效仿，以示抗议。此次行动引起了英国殖民当局的强烈不满，超过6万人因此被捕入狱。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甘地和国大党领导层表示，只要英国毫无保留地承认印度的自治地位，便会向战时的英国提供“非暴力人道支援”，但是遭到英国的拒绝。于是甘地于1942年8月7日以国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形式发起“英国退出印度运动”。英国殖民当局陷入恐慌，于8月9日逮捕了国大党主要领导人并押往不同地点。随着甘地健康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印度全国上下要求将他释放的呼声越来越高，当局被迫于1944年5月6日将他无条件释放。

印度新德里圣雄街头甘地及其追随者群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英国给出了准备把权力交还给印度人民的明确信号。甘地叫停了运动，约10万名政治犯被释放。1944年9月，甘地与全印穆斯林联盟M.A.真纳通过秘密通信，就印度前途问题进行会谈，但会谈未有结果。战后，L.蒙巴顿提出印巴分治方案。甘地最终接受。1947年8月15日印度独立，巴基斯坦也随即诞生。

　　1948年1月30日，在甘地前往晚祷的途中，一位名叫N.戈德赛的年轻印度教徒向他行礼后突然对他的胸口连开三枪，甘地倒地身亡。随着印度国父“圣雄”甘地的悲剧性死亡，印度政治的一个时代宣告终结。

　　 甘地与中国甘地在南非的时候就开始了解中国。1942年，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很早以前，1905年到1913年间，当我在南非时，我就和住在约翰内斯堡的不大的中国侨民团体有经常的接触。他们开始是我的主顾，以后成了南非印度人开展消极抵抗斗争的同志。我逐渐了解他们……羡慕他们的俭朴、勤勉、智慧和团结。”甘地对中国人民始终怀有强烈的好感，一直关心着中国革命的发展。20世纪初期，他就对 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表示了同情和支持。同样，中国知识界很早就知道甘地和他的事迹。20世纪20年代以来，圣雄甘地之名在中国很响亮。据统计，20年代到40年代末，中国出版有关甘地及其思想的书籍达27种。其中，仅R.罗兰撰写的甘地传记就有3个译本，而甘地的自传则有4个译本。他的代表作《印度自治》及其言行录，也都有人译介。当时仅中国的《东方杂志》就刊登有关甘地的文章60余篇。其中1922年5月出版的第19卷第10号曾辟有《甘地与新印度》专栏，发表专文7篇；1948年5月出版的第44卷第5号为《追悼甘地专号》，刊载各种纪念文章13篇。此外，《向导》《新建设》《少年中国》《前锋》《中国青年》《国闻周报》等报刊上也发表了很多文章，在介绍甘地生平事迹的同时，也对甘地思想及其斗争策略提出各自的看法。如《印度民族运动领袖甘地》一文指出：甘地是印度自治运动的中枢，是不合作运动的首创者；他笃信宗教，主张爱国主义；他蔑视富贵和安乐，一意行善，不畏强暴；他深得印度民众敬佩，使英国殖民当局惧怕。这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革命派不仅很关心甘地及其思想，也十分关心印度的前途，十分重视印度独立运动中出现的问题。

　　1932年，对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甘地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说到日本和中国，我们的同情必然是在中国方面。”1937年4月14日， R.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举行中国学院成立典礼，甘地得知消息，提前给泰戈尔写信表示祝贺：“愿中国学院作为印中结合的象征。”同时他还给在国际学院工作的 谭云山写信：“是的，我们确实需要促进中印两国人民的文化联系。你们的努力诚可钦佩。”同月，他在接见中国留学生 魏风江时说：“中国是个多么伟大的国家呀！我爱中国，我爱中国人民。”7月，当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印度时，他说：“中国已经在抵抗日本侵略者了。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因为真理在你们一边！”对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行径，甘地曾在各种场合多次予以谴责。1938年，当 印度援华医疗队赴华时，甘地称他们为“快乐天使”，说：“这些快乐不仅能扶病救伤，而且能用爱把这两大民族的心紧紧连在一起。”在此期间，甘地曾经会见过很多中国人，有代表团也有零散的学者，他也给中国的官员，如蒋介石、孔祥熙等写过信。他始终一贯地表达着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对中国抗日斗争的支持。

　　甘地曾给一位中国赴印留学的学生起名 曾圣提。曾圣提是近代以来中国去印度留学的第一人，他于1924年到印度，先在国际大学学习，后到甘地的真理学院学习，1925年归国。甘地为他起名“圣提”，意思是和平。

　　1938年8月14日，中国教育家 陶行知拜会甘地。这一天是甘地的“沉默日”，本不接见客人。但得知这位远道而来的中国学者前来拜会，便破例同意会面，并用笔与陶行知“谈话”。甘地说：“我有朝一日会访问你们的伟大国家，没有什么比这更使我感到愉快了。”甘地回答了陶行知提出的一些问题，并约他写一篇关于在中国开展大众教育的文章。陶行知回到中国香港后，用英文写出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大众教育运动》的文章寄给甘地。这篇文章在10～11月分3次发表在甘地办的《哈里真》杂志上，甘地特地写了按语：“陶行知博士不久前来访问我时，我邀请他撰文介绍正在中国开展的引人注目的大众教育运动。现在，他寄来了下面这篇有指导意义的文章。这篇文章对我们印度人一定是很有用的。”

圣雄甘地素描　徐悲鸿绘于1940年

　　1940年2月17日，甘地来到国际大学，正在那里的中国画家 徐悲鸿在欢迎会上为甘地画速写像两幅，并经泰戈尔介绍会见了甘地。甘地鼓励和支持他举办画展。

　　1942年2月10日，蒋介石访问印度期间于加尔各答会见甘地。甘地向蒋介石介绍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的非暴力斗争策略，蒋介石则对印度人民的斗争表示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仍有不少学者研究甘地，写出过不少文章。特别是在1980年以后，有不少学者写过研究甘地的文章和专著，翻译过甘地的传记。更有学者以研究甘地著称，如已故的吉林大学教授 王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