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隋末唐初名将李勣在战争实践中所反映的治军用军思想。
李勣(594~669),本姓徐,名世勣,字懋功。唐初赐姓李,后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去“世”字,单名勣。隋大业七年(611),他17岁即参加翟让领导的瓦岗农民军。瓦岗军失败后归唐,历仕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官至兵部尚书、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爵封英国公。高宗总章二年(669)十二月病卒,时年76岁。终其近60年戎马生涯,史称李勣“每行军用师,颇任筹算,临敌应变,动合事机,与人图计,识其臧否,闻其片善,扼腕而从,事捷之日,多推功于下,以是人皆为用,所向多克捷”(《旧唐书·李勣传》),较全面地概括了李勣治军用兵思想的基本特点。
李勣投身于瓦岗军时虽然年少,但已崭露头角,显示出谋深虑远的军事才华。他鉴于义军草创而在本乡“自相侵掠”之弊,及时建议翟让赴“宋、郑两郡”的汴水流域,以“劫公私船取物”,使军资充足,“民众大振”,义军发展到万余人。隋大业十三年九月,河南、山东大旱,饥民死亡者每天都有数万之多。李勣鉴于天下之乱本于饥馑,适时建议起义军乘机夺取隋朝黎阳仓,以仓粮募兵,壮大义军队伍,为义军首领李密所采纳。李勣遂奉命率军一举袭占黎阳,开仓放粮,仅10天,起义军就发展到20万人。其后,他领兵固守黎阳城,并采用地道战术打败了隋将宇文化及的重兵进攻,为瓦岗军的壮大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唐太宗即位后,任命李勣为都督率兵驻守并州(今山西太原西南),防御东突厥南犯。贞观三年(629),李勣奉命为通汉道行军总管,与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等将率兵10余万,分道反击南犯的突厥兵。李勣领兵云中(今山西大同),于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击败突厥军,颉利可汗率众退往碛口,企图“遣使请和”以为缓兵之计。李勣识破其阴谋,与李靖会师后共谋击敌之策。他分析指出:“颉利虽败,人众尚多,若走渡碛,保于九姓,道遥阻深,追则难及。”(《旧唐书·李勣传》)为此,他建议乘唐使前往招降,颉利可汗松懈无备之隙,实施突然袭击。后李靖乘夜进逼突厥牙帐,李勣进抵碛口截击突厥军,拓地自阴山至大漠广大地区。史称“勣在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号为称职”,唐太宗则盛赞李勣率兵驻守并州,具有“远胜筑长城”之功。
贞观十五年,李勣晋升兵部尚书。时逢薛延陀真珠可汗遣其子大度设率兵大举入侵,李勣等奉命率步骑数万北上迎战。他依据敌人远道而来、人马疲惫的实情,乘大度设率众北退之机,以精骑6000取直道邀击之于诺真水。交战中,他又根据敌人“万矢俱发,唐马多死”的情况,立即改变战术,“命卒皆下马,拟长矛直前冲之”(《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结果大败敌兵,击斩3000余人,俘获5万余人,大度设跳马只身而逃。
贞观二十年,唐廷为彻底解决薛延陀这一“碛北之患”,李勣再次奉命率兵出击。他依据薛延陀不同部落对唐朝的不同态度,采取剿抚兼施的战略方针,对于愿意归降的酋长梯真达官和咄摩支可汗,予以政治收抚,而对于那些“犹持两端”不肯归降的部落,则纵兵追击之,前后斩首5000余级, 俘获男女3万余口。自此,碛北悉定,使唐朝北部边境得以平稳发展。
李勣在长期战争实践中,不仅为隋末瓦岗农民军的发展壮大作出过重要贡献,而且为唐朝开国和卫国拓边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其作战艺术颇受后人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