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生平孟子为鲁国邹（今山东邹城）人。姬姓，名轲。东汉赵岐说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人。幼年失怙，由母氏抚养。一说从学于子思，一说从学于子思门人，今已难考孰是。《史记》：“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终孟子一生，游说诸侯，历齐、梁、宋、滕、鲁诸国，均未能见用。于是，孟子退而与万章、公孙丑等弟子论学，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他们的问答论辩后来由弟子门人辑录成《孟子》7篇，261章，流传于世。孟子个性鲜明，言辞雄辩，不惧王权，不难从言行见其浩然之气。

　　学说思想孟子对孔子推崇备至，认为孔子在圣人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因此他明确表示“乃所愿，则学孔子”。因此，孟子的学说一方面是继承孔子之学，另一方面则是对其学的阐发。孟子将孔子学说中“仁”这一修己的观念，外化为“仁政”这一治人的学说。孟子主张实行仁政“必自经界始”，明确土地归属，对君王提出“省刑罚，薄税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要求，使“有恒产者有恒心”，然后“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即不仅让百姓生活富足，更应该让他们安居乐业，和睦相处，讲求忠信孝悌。为实现“仁政”，救民于水火，使君成尧舜，孟子奔走列国，游说诸侯，讲学授徒。

　　孟子的思想学说对唐宋之后的中国产生了深刻且巨大的影响，其中许多命题的哲学思辨以及伦理启示，至今仍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义利之辨是孟子见梁惠王时，针对当时诸侯相互倾轧、大夫专权的社会现状提出的，指出“上下交征利”，是天下战乱纷争的根源。据此孟子提出“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认为仁义是植根于人心固有的先天伦理原则，利心则是产生于物我之间的私欲。孟子认为追求“义”并不是简单地摈弃“利”，而是不求“利”而自无不利的完美境界。司马迁曾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可见孟子深明治乱之由，指出言仁义而不言利，是拔本塞源的救弊之法。在见齐宣王时，孟子提出了“不忍人之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建议齐宣王将不忍杀牛之心推广及于百姓，见百姓冻饿而知务民之本。孟子对天下战乱纷争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从人性的基本面出发的，并不是简单地着眼于解决当前问题，因此孟子当时颇受齐宣王礼遇。在与告子的辩论中，孟子明确提出了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指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是人固有的本性，并不需要从外习得，只需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四端扩充发展，就能开发出仁义礼智的本性。“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认为仁义是人最根本的伦理准则，据此可以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进而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以至于成就王政。

《重刊宋本孟子注疏附校勘记》书影

　　在个人修养上，孟子认为自己“知言”“善养浩然之气”。知言，尽心知性，于一切言语无不穷极其理，而知其是非得失，需要做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言辞生于心，如果心明乎理而无弊，言辞自然通达无病。若不然，则言辞必有四种辞病的某一种。孟子善于从其言病，而知其心之失，进而得知其害于政事之所为。更进一步，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知天也”，通过对人心的认识，进而可以体悟天道，这正是孔子修人道以证天道的为学宗旨。“知言”需要心通乎道，明辨是非，然后能之。浩然之气，孟子认为“难言”，但也有描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浩然之气，合乎道义而为之助，使人行道义时勇决无疑。孟子认为通过“反身而诚”的修养功夫可以养成浩然之气，使万物皆备于我。“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把存心养气作为事天的功夫，认为“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在养气的论述中孟子尤其重“夜气”，这对古人养生以及人格修养的方法论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孟子说：“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孟子是借草木受夜气的滋养而生长，比喻人本于其良心，即人受仁义之心的滋养而成为君子。“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可见仁义之心对人的重要性，这也是人禽之所由分。

《孟子集注》宋刻本书影

　　孟子时代，百家争鸣，各种学说流传于世。因此孟子有不少针对杨墨的议论，这也是唐宋时，儒家学者为排佛老而尊孟子的一大原因。孟子认为:“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并进一步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将当时天下纷乱的思想根源归结为“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杨墨二家学说当时流传甚广，孟子视之为“邪说”，极力加以批判。

　　后世影响《汉书·楚元王传赞》：“自孔子殁，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隋唐时代，学者大多“不入于老，则归于佛”。儒家学者对此颇致不满。但是孔子只有“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之类的自律性言论，故他们转而以孟子辟杨墨为先例，提出尊圣人之道，力排佛老。在儒家思想与佛教理论交锋融合的过程中，孟子的影响尤为重要。孟子曾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据此儒家学者攻击佛教是入家破家。而实际上根据《孟子》上下文，我们不难发现孟子的原意是为了强调“权”，而非强调伦理原则。至中唐时，韩愈著《原道》，把孟子视为唐以前儒家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至北宋熙宁四年（1071），《孟子》一书首次被列为科举考试科目之一。元丰六年（1083），孟子被追封为“邹国公”，次年配享孔庙。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订为“四书”，使之成为儒家基本经典之一。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则自谓其学问得益于孟子。元朝至顺元年（1330），加封孟子为“亚圣公”，地位仅次于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