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91~1978)
京剧评论家。原名照,字藜生,后改藜青,常用笔名肖伧、茜茜室主,曾用笔名晓伧、啸苍、天行室主、天隐庐主人等。
江苏常州人。祖父茂公雅好昆曲,常携幼年的张肖伧顾曲。父亲懋才亦喜好戏曲,调弄丝竹管弦,尤擅二胡。张肖伧深受家庭影响,对戏曲产生兴趣,而至热爱。1913年,张肖伧毕业于浙江四明会计专科学校,旋考入北京中国银行,任职总行计核局,至1914年。1915~1918年,返常州,与同学陈翘荪合作,创办《詹詹日报》,颇风行里门。约于1918年冬,张肖伧再赴北京,师从著名京剧教员陈秀华学戏,又在与父执、昆曲家赵子敬的交往中,获知昆曲的源流、名家艺事、剧坛掌故等多方面资料。在京、津7年余,赏鉴京剧更是他的最大嗜好,由此获得有关京剧的丰富感性知识和多样理性启迪。约于20世纪20年代末,张肖伧抵上海,任职交通银行,并担任常州《商报》“戏剧特刊”主编,同时协助张古愚编刊了《戏剧旬刊》《十日戏剧》,为上海国剧保存社和中国戏剧改进协会发起人之一。从此定居上海,直至1954年。公务余暇,多次聆听南下的北方几代京剧名伶以及活跃于江南的南方各色京剧名伶的演出,对京剧艺术的视野更趋广阔。1954年病退,回到常州。1978年5月14日,张肖伧在常州公园路因车祸去世。
张肖伧的著述颇丰,早在京津时期,即在常州的《詹詹日报》《武进报》《晨钟报》《新报》《或报》《兰言日报》《商报》《正谊日报》,上海的《申报》,发表多篇有关京剧的评论和记事文章。南下后,又在上海的《申报》《时事新报》《力报》《戏报》《锡报》《汇报》,北平的《平报》,常州的《新武进报》《商报》《武进新闻》以及《戏剧月刊》《戏剧旬刊》《十日戏剧》《半月戏剧》《戏迷传·戏剧旬刊》发表大量有关京剧的评论和记事文章,因而与冯小隐、冯叔鸾、郑过宜齐名,有四大评论家之誉。
1926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了张肖伧的专著《菊部丛谈》。该书的第一部分《燕尘菊影录》按行当、年辈,记述了程长庚以下以京剧为主,包括昆曲、秦腔艺人在内的303人的经历,评论了他们的艺术成就。第二部分《歌台摭旧录》多记述京剧伶工的活动、剧目、演技,梨园的逸闻、掌故,票友、班社、剧场、戏台的状况以及演出的制度与习俗。第三部分《茜茜室剧话》为有关京剧的评论篇章,间有少量记事文字。全书附著名伶工照片80帧。
《菊部丛谈》封面
在张肖伧的专著与文章中,以品评京剧演员表演艺术的篇章居多。对未及闻见的程长庚、徐小香、俞润仙、胡喜禄、梅巧玲、刘赶三、杨月楼以及亲自闻见的谭鑫培、朱素云、杨小楼、龚云甫、陈德霖、田桂凤、黄润甫、王长林等人,皆有论释。如评程长庚:“愤徽伶之依人门户,乃熔昆弋声容于皮黄中,匠心独造,遂成大观。其唱纯属中音,激壮爽朗,博大光昌,高低宽狭,一任其意。”评陈德霖:“德霖演剧,举止闲暇,格度端详,气息深醇,得青衣之正宗。《孝义节》《祭江》之反调,直是一字一珠,闻者低徊欲绝,辄唤奈何。《宇宙锋》之节节高、《五花洞》之十三咳诸调,歌者咸视为畏途,独德霖反以此显其精彩。”(《菊部丛谈》)类似评说,均能绘声绘色,突出诸伶的不同艺术表现特点。由于多年顾曲,张肖伧还能于多层次比较中,衡量演员各自达到的艺术水平和艺术境界。如他在《忆程继仙》一文中说:先见朱素云哭、唱、雉尾、纱帽,“以为素云不愧为菊部中小生之神品”。继聆德珺如,又“以为小生之唱,珺如可称独步”。再睹程继仙,乃知素云“近于温文潇洒而欠英挺之气”,珺如唱工之字音、韵味“远不如继仙之隽永”,且不必以程伶“远胜于朱、德两伶”的武艺、身段、台步“两相比较”(《十日戏剧》第1卷第21期)。肯定了朱素云、德珺如的优长,又表述了程继仙超出两人的种种方面。张肖伧写评论稿件,坚持言论终须自由的宗旨,除《申报》外,余皆不取稿酬,故不作违心之论。
张肖伧对京剧理论也饶有兴趣,于戏曲文学、表演艺术、行当、唱念皆有探索。他评说《磨房产子》的文学性曰:“王氏欲呼其夫为助。乃不审其名,直呼为夫,亦难启齿,因连呼曰:‘他。’大贵闻而笑至其前,转为承曰:‘他来了。’闺情如画,是何等文心。”(《天行室剧话》,1921年9月2日常州《商报》)戏剧的文学性在准确、生动地描绘人物的行为和心态,张氏于此深有领悟。他对戏曲表演的艺术功能有如下论述:“听谭鑫培之《碰碑》《乌盆计》,凄凉如鹤唳长空,悲惨似猿啼巫峡,令人黯然欲绝。聆孙菊仙之《鱼肠剑》,悲壮激昂,顿生潦倒风尘、坎坷不遇之感。杨小楼之《长坂坡》《盗御马》,有忠义磅礴、临敌不惧之概,精神自当为之一振。”(《吟秋轩剧话》,1915年11月7日常州《武进报》)乃至李吉瑞、三麻子、冯子和、梅兰芳、贾璧云诸人所演剧目,皆从美学感受,一一揭示其表演之所以感人的情感内涵。此类篇章,虽系片段而未成系统,理论色彩却是浓郁的。
谈往、叙今的记事文章,也是张肖伧著述的构成部分。其中有价值者是实录京剧演员生平与艺术活动、剧团演出情况、票界动态的文字。如《纪孙菊仙之言论》一文所记:“我之歌,倾襟一吐,以率直、痛快为归,不求工稳,而全剧以得有一、二处痛快淋漓之音,于愿已足。”“我唱《朱砂痣》,是要流露天性;我唱《逍遥津》,是要吐千古不平之气,与普通人唱戏之句斟字酌者不同。”(《半月戏剧》第1卷第7期)对了解孙菊仙表演的创作思想和美学追求是有助益的。他的记事文章还涉及清宫的戏曲活动以及伶工、票友、爱好京剧文化人的逸闻、掌故,也对了解京剧的生存状态有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