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郡望陇西成纪，自祖父起迁居郑州荥阳。父李嗣曾为地方官。

出生于衰落的大族，从曾祖父起，连续几代孤寡，贫寒无援。10岁时父死，“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姊文》），只能侍母归郑州。后数年间，与弟羲叟在堂叔李某处读书学文，16岁即作《才论》《圣论》，以古文为士大夫所知。文宗大和三年(829)谒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于洛阳，令狐楚爱其才，召其入幕，令儿子令狐绹与他交游，并向其传授骈体章奏作法。后令狐楚调任太原，李商隐亦随往。在此期间，屡行卷于人，并数次应举，均落第。文宗开成二年(837)，方由令狐绹力荐，登进士第。同年冬，令狐楚死。次年春，李商隐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后娶王女为妻。当时，分别以牛僧孺、李德裕为首的两大官僚集团斗争激烈。令狐楚父子属牛党，王茂元则接近李党，李商隐转依王茂元门下本非出于党派意识，但令狐绹及牛党中人却认为他“背恩”“无行”(《旧唐书·李商隐传》)，渐渐疏远和排斥他。李商隐陷入政治斗争的夹缝之中，成了牺牲品。是年春天，李商隐应博学宏词试，本已录取，复审时在中书省被除名，其间自有遭受嫉恨的原因。

李商隐画像

开成四年（839），李商隐再试书判拔萃科，释褐任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即调补弘农尉，在县尉任上又因“活狱”触忤上司，几乎被罢官。开成五年冬，求调他任。武宗会昌二年(842)，李商隐再应书判拔萃科考试合格，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任职仅半年，因母丧居家，三年服满后复职。会昌六年（846）三月，武宗卒，宣宗即位。宣宗的政治措施与武宗朝相反，会昌年间在平藩、灭佛以及外交方面卓建功勋的宰相李德裕被贬死崖州，李党的郑亚、李回等亦纷遭贬逐，而牛党的白敏中、令狐绹则先后为宰相。李商隐此时没有向牛党靠拢，而是跟着被贬的郑亚去了桂州（今广西桂林），应是表明了他同情李党的政治态度。此后，郑亚被再贬，李商隐离开桂幕，除短期在京兆府任职外，先后在徐州卢弘止、梓州（今四川三台）柳仲郢府中做幕僚。其间曾回长安，获国子博士之职，时间很短。大中五年（851）去梓州幕府前，其妻王氏病故，使他精神上遭受沉重打击。大中九年归长安，次年由柳仲郢荐为盐铁推事，曾游江东。十二年冬，因病返郑州闲居，大约在此年或稍后卒。

李商隐胸怀“欲回天地”,力促唐王朝中兴的志向，但身处晚唐已无实现抱负的可能。他一生遭际坎坷，备受压抑，以依人作幕、代草文书为业。其骈体章奏与哀诔之文因形式瑰丽、情文并茂而在当时极负盛名，曾自编为《樊南甲集》《樊南乙集》，今尚存300多篇。几篇咏物短赋，实寓讽刺官场和社会丑恶现象之意。其他文章多有愤世嫉俗的情绪和反传统意识，如他认为“是非系于褒贬，不系于赏罚；礼乐系于有道，不系于有司”(《与陶进士书》)，认为“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上崔华州书》)，还为元结的“不师孔子”辩护，质问“孔子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元结文集后序》)。

　　李商隐是晚唐杰出诗人。其诗今存约600首，按内容可大致分为两类：政治抒情诗和个人生活抒情诗。在艺术上，他的诗歌广泛地吸收、熔铸屈原、阮籍、李白、杜甫和南朝乐府、齐梁歌诗以及韩愈、李贺等人的经验，形成了独特的“寄托深而措辞婉”（叶燮《原诗》）和朦胧多义的风格。其诗各体俱有佳作，尤以五七言律绝成就为高，七言律诗的造诣更是上追杜甫而独步晚唐。

李商隐的政治抒情诗多与唐文宗大和初至宣宗大中末的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和现象有关。如《隋师东》，即有感于朝廷讨伐叛镇久而无功、军政窳败而作。《有感二首》和《重有感》，记述大和末震动朝野的“甘露事变”，对宦官幽禁文宗、屠杀士民的暴行痛加抨击，更委婉批评唐文宗用人不当。《寿安公主出降》对藩镇割据和朝廷的软弱深表忧虑。长篇史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形象而全面地描述了唐王朝200余年由盛转衰的过程，并阐发“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的观点。此诗的规模和思想深度，均堪与杜甫的《北征》媲美。大中年间，李党失势，李商隐不为时势左右，作《李卫公》《漫成五章》（之四、之五）、《旧将军》诸诗，对会昌宰相李德裕给予高度评价，寄予极大同情。

咏史诗也是李商隐政治诗的重要部分。他敢于直咏本朝史事，如《龙池》《马嵬》讽刺唐玄宗的荒淫误国。他还善于借前代史事讽喻现实，像《瑶池》《汉宫词》《贾生》《南朝》《齐宫词》《北齐二首》《陈后宫》《隋宫》等，或讥求仙，或刺淫逸，或嘲不能用贤，都是意味深长的名篇。这些作品把内容的尖锐辛辣、措辞的委婉深曲、抒情的沉挚和议论的隽永相结合，备受历代诗评家赞赏。由于深感危机四伏，颓势难挽，李商隐的政治抒情诗中常常弥漫着无望和迷惘，他的许多诗篇仿佛是预先为唐王朝唱出的挽歌。

李商隐的个人生活抒情诗，或感事咏怀，如《安定城楼》《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或即景咏物，如《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蝉》《流莺》等，都贯穿着伤叹一生坎坷不幸的感情线索，而又能化为对时世的批判和对高洁人品的歌赞。而对于亲情、友情，特别是爱情的讴歌，则是此类诗歌中感染力最强的部分。《骄儿诗》以柔爱之笔写儿子衮师的娇憨聪慧和自己对儿子的热望；《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夜雨寄北》等将对朋友和亲人的悠长思念化入萧瑟景物的描绘和凄清氛围的渲染中，情景融合无间。

爱情诗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早年模仿李贺诗风的《河内》《河阳》《燕台》《春雨》和模仿南朝乐府民歌的《柳枝诗五首》，以及那些以女冠、女仙为歌咏对象的优美七律，都写得旖旎多情。寄内和悼亡诗是另一类型的爱情诗，前者如《对雪二首》，后者如《房中曲》《西亭》《夜冷》等，均以深情绵邈见长。其实爱情、悼亡以及对坎坷身世的自我感伤和对唐王朝衰亡的预感，在李商隐诗中往往融渗胶结难以分辨。其艺术表现或以景衬情，以虚写实，朦胧隐约，或借古讽今，托物喻人，寄兴深微而寓意空灵，索解无端而又余味无穷。这方面，《锦瑟》诗最为典型，而“一篇《锦瑟》解人难”，恰恰形成了一种永恒魅力。

清吴友如所绘李商隐《夜雨寄北》诗意图

无题诗在李商隐诗歌中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它们大多以男女爱情相思为题材，意境要眇，情思宛转，辞藻精丽，声调和美，读来令人回肠荡气。由于写得比较隐晦曲折，千百年来解说纷纭。根据学者研究，这些诗篇应非一时一地之作，也没有统一的构思贯串起来，而是诗人生活中随时触发的主观感受的高度审美性表现。其中有实写爱情相思的，如“照梁初有情”“昨夜星辰昨夜风”；有明属冶游狎邪的，如“近知名阿侯”“长眉画了绣帘开”；有托喻友朋交往的，如“待得郎来月已低”“户外重阴黯不开”；有寄寓身世感慨的，如“何处哀筝随急管”“重帏深下莫愁堂”；还有一些兴寄难明，托意在有无之间，颇难指实。尽管内容各别，大都属于诗中之意不便明言或意绪复杂难以概括，以“无题”名之，则涵容无限，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这类作品具有高度的美学创造性，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仅14个字，把那种受阻隔的痛苦和心有默契的喜悦，以及愈受阻隔愈感默契可贵，愈有默契愈感阻隔难堪的矛盾心理揭示得极其动人。再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表面上写绝望的悲哀，骨子里却又透露了绝望掩盖下相思如春花萌发、不可抑止的炽热情怀，显得分外沉痛而富有感染力。

　　李商隐在晚唐诗坛与杜牧、温庭筠齐名，人称“小李杜”“温李”。历代受其影响的诗人颇多，如晚唐的唐彦谦、韩偓、崔珏，宋初的西昆诸人及贺铸、晏幾道、秦观等词家，元末的杨维桢，明代的杨基、高启、程嘉燧、王彦泓，清代的黄景仁、孙原湘、陈文述、樊增祥等。在晚唐诗坛，李商隐的诗成为抒情文学的一种典范，其后历代学者和诗家对之加以研究和学习，形成了不断发展、承沿有序的李商隐诗歌阐释史、接收史。

《李商隐诗歌集解》（1988，中华书局）

李商隐于新、旧《唐书》中均有传。《宋史·艺文志》记载其著作多种，但原书均佚，今所见诗文集为后世搜集整理所得。其诗集初由宋人编集，后历有增补。为其诗作注，亦自宋人始，然宋注已佚。明、清两代新注不辍，尤以清人成绩可观，较著名的有朱鹤龄、程梦星、姚培谦、屈复和冯浩的笺注。李商隐文散见于《文苑英华》《唐文粹》《全唐文》等书，清人据以搜集重编，有徐树穀、徐炯《李义山文集笺注》，冯浩《樊南文集详注》和钱振伦《樊南文集补编》等。今人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则为集大成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