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太原（今属山西）。生于郑州新郑（今属河南）。自幼聪慧。少年时经历藩镇战乱，接触到民间疾苦。立志苦读。父死母病后，靠长兄白幼文微俸持家，生活艰难。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十八年，与元稹 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两人订交，约始于此，后在诗坛上齐名，并称“元白”。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对社会政治的重大问题提出治理方案。同年，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尉，《观刈麦》《长恨歌》作于此地。

元和二年十一月，白居易被召入翰林。次年，授左拾遗，仍充翰林学士，积极参政，上书论事。同时，写了大量的讽喻诗，推动了新乐府诗歌革新 。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丧居家，服满返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被刺，白居易率先上疏请急捕凶手，却被以越职言事的罪名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在江州，白居易写有《与元九书》和长篇叙事诗《琵琶行》。他虽对政治失望，但没有辞官归隐，而是选择了“吏隐”之路，一边挂着闲职，一边在庐山盖起草堂，与僧朋道侣交游。他描写闲静恬淡意境、抒发个人情感的闲适诗和感伤诗多了起来，讽喻诗则比较少见了。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还京，拜尚书司门员外郎，迁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穆宗长庆二年（822）七月，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

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自大和三年至武宗会昌六年（846），白居易在洛阳度过了生命的最后阶段。先后担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以刑部尚书致仕。他在洛阳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生活，时常与名诗人刘禹锡 唱和，时称“刘白”。白居易病逝后葬于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 为其撰写墓志。

位于河南洛阳龙门白园的白居易墓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则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指导思想。无论穷和达，他都离不开诗。

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论点。情是诗的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美刺等社会效果。他分析了诗歌创作中的情感活动，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又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认为情感活动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事”，密切联系于时代的“政”。

他继承中国古代比兴美刺的传统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在元和初所写的《策林》中，就谈到采诗以补察时政的措施，接着又在《读张籍古乐府》《寄唐生》等诗中指出，文学创作“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此后，他创作新乐府诗时，一再强调“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在江州司马任上所写的《与元九书》，是他论诗主张的系统化，其中也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的这些主张对于南北朝以来的绮靡诗风有补偏救弊之效，对大历以来诗坛上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也有针砭作用。

但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建立在功用主义的传统诗教上，把诗歌的功用限定在过于狭小的范围里，而且过分强调诗歌的直白，并以此为标准来批判谢灵运 、陶渊明 、谢朓 、李白 等诗人，不免显得偏颇和狭隘，受到晚唐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评。

白居易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其中诗歌约3000首，数量之多，在唐代诗人中首屈一指。长庆四年（824），他自编诗文集《白氏长庆集》，共50卷，其中诗分为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以后又自编《白氏长庆集》后集、续集。

白居易的讽喻诗包括《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这些诗篇广泛反映中唐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描写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对不合理的现象痛下针砭，如“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等，措辞激切，毫无顾忌，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在表现形式上，多采用直赋其事的方法。《卖炭翁》《新丰折臂翁》《井底引银瓶》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对中国叙事诗的发展有积极贡献。有些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治感慨。

白居易《吴郡诗石记》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田园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如《夜雪》《晚望》等小诗颇有禅趣及直中见曲的回味。有一些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佳作，如《观稼》《归田三首》写农村景象，质朴而清新。《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以游记文的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白居易的感伤诗写一时感触，而往往有深沉的寄托，如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长恨歌》歌咏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婚姻爱情故事，情绪感伤，寄托深微。诗中既写“汉皇重色思倾国”，昏庸导致误国，讽意明显；更写“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感伤二人的爱情真挚缠绵，流露出作者的同情。《琵琶行》通过一个擅奏琵琶的长安名妓沦落江湖的不幸身世，寄托了自己政治上失意的苦闷。这两首长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正说明这两首诗为大众所喜爱。清人赵翼 指出，白居易“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瓯北诗话》卷四）。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动人。

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十九》等，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情景，历来脍炙人口。

元和之际，白居易和元稹以平畅自然、通俗浅切的诗风而独树一帜，他们倡导的社会政治诗及元和体 ，成为时人仿效的典范。他们的新乐府理论与创作实践，推动了新乐府诗歌革新。白居易诗歌的语言极炼如不炼，拙中见工巧。清人刘熙载曾赞赏他的语言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艺概·诗概》)宋代僧人惠洪 《冷斋夜话》记叙白居易作诗令老妪都能理解的传说，不一定真有其事，而他的作品文字浅显，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便于广大读者接受，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过分强调通俗，也会影响诗歌的艺术性。对于他的诗风，自唐代本朝起就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主要是他的相当一部分作品太露太直，缺少蕴藉含蓄的韵味和抑扬顿挫的气势，以致有人说他“俗”和“浅”。

白居易手迹石刻

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一瓢诗话》），在平易、切近的形式里蕴涵深远的思想情趣。晚唐的皮日休 、聂夷中 、陆龟蒙 、罗隐 、杜荀鹤 ，宋代的王禹偁 、梅尧臣 、苏轼 、张耒 、陆游 ，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 、黄遵宪 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他议论直切、意境开阔的诗歌特点，直接影响了宋代以文为诗的新风气。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中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 的《梧桐雨》、洪昇 的《长生殿》 ，《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 的《青衫泪》、蒋士铨 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诗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他在充翰林学士时，曾经一反用骈文写制诰的旧习，坚持用古文来起草诏书。他虽然不属于韩愈 、柳宗元 的文学团体，却以创作实践推动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75篇纵论天下大事，有些篇章如《决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盗贼》等，不仅内容切实、见解精辟，而且引古鉴今、析理深透、语言明快、词气谠直，是议论文中的杰作。《为人上宰相书》和一系列论政事的奏状条分缕析、劲直剀切，开启了北宋王安石 上书言事的先声。《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写景状物，旨趣隽永，又是优美的杂记小品。白居易还积极参与新兴文艺样式曲子词的写作。他的《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白居易生前自编的诗文集，经唐末动乱，抄本散乱，又经辗转刻写，已非原貌。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刻本，仅71卷，收诗文3600多篇（其中还掺入几十篇他人的作品），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影印出版。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马元调重刻《白氏长庆集》71卷，与绍兴本基本相同。另有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的活字覆宋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分前、后集，内容也与绍兴本大体相同。清初汪立名刻有《白香山诗集》40卷，仅诗无文，其中包括辑佚而成的《补遗》2卷，并于原注外增加笺释。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加以订补；又编《外集》2卷，搜集佚诗佚文，并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总结以前研究成果，订正了大量讹误，是较为完备的白氏诗文全集校注本。白居易作品生前已传入日本，日本现存白集作品古抄本在校勘方面日益受到重视。

宋刻本《白氏文集》书影

新、旧《唐书》有白居易的本传，陈振孙、汪立名均撰有年谱。近人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和岑仲勉的《白氏长庆集伪文》，对白居易的诗文多所考订。今人王拾遗有《白居易生活系年》，朱金城有《白居易年谱》。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所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收集自中唐至晚清有关评论资料。另有日本花房英树所著《白居易研究》等，都是研究白居易较重要的参考书籍。